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仔细地向患者询问病史，给病人听诊、查体，耐心地叮嘱如何用药，他就是巴西归侨——邓丁养先生。一个宁可放弃休息、放弃旅游、视病人如家人的白衣天使，这样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却经历了非同一般的人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邓先生的出生不算差，但家道中落又遇上文化大革命，让本来可以衣食无忧的他，过上了水生火热的生活。白天帮母亲摆地摊卖粽子，晚上躲在公共厕所挑灯夜读。悬梁刺股或是卧薪尝胆，这样的词语都无法形容当时的日子，因为小小年纪的他，要挑起家庭的重担。4个弟妹，个个都还是孩子，邓先生是家里最大的儿子，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从小学习成绩排第一的他，只能放弃上高中的机会，因为读中专不仅不需要学费，还可以贴补家里。而每到月底，一张饭票都没有的他，只好坐在草坪上拔草吃，嚼嚼也管饱。一位老教授看了实在不忍，经常偷偷地将饭票送到他的手里，即使优秀，因为“成分”不好，邓先生毕业后被派往了粤北山区。

    有情有义的邓先生，不忘身在国外的姐姐，而因为他和国外的姐姐经常有书信来往，命运的坎坷使他又一次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农村。挑淤泥、种田、养猪这些事情也没难倒邓先生，他没有一样不会做，也没有一样做得不好的。

    有次，村里的很多户农民养的猪得病了，眼看养了1年多的猪能卖钱了，如今却病怏怏的，大伙都急死了。邓先生发挥他的专业知识，用自己好不容易存下的钱在镇上配了抗生素，回来就给病猪用药，没出几天，猪都恢复了往日的精神头。大伙这才知道，这个农活干得又快又好的老实人，原来是个医生。后来他便成了附近几个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求医问诊的人也越来越多。

    改革开放的风把文革的那些乌烟瘴气全都赶跑了，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又重新见到了阳光，见到了希望，邓先生也被平反了。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他决心去巴西找到失散的姐姐。那时，他的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才4个多月大。邓先生含着泪，拉着妻子的手承诺“我一定会回来，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漂洋过海，邓先生去了这个隔着半个地球的巴西。可是，巴西是用葡萄牙语的，这个对于邓先生来说，又是个难题。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唐人街谋生了。可是茫茫人海，要想找份工作，哪有那么容易。没钱的时候，他常常用几块钱买一堆廉价的香蕉来充饥，渴了就在路边的水龙头上喝上几口。一天有时只吃上2、3个香蕉和一块过期面包。找上一份工作，不管多苦，对他而言那就是希望，因为家里还是无数渴望的眼睛在期待他。

    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邓先生幸运地得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帮助。被安排在当时最大的中国餐厅干活。由于邓先生手脚勤快，又上进好学，不久，老板就把收银台的钥匙交给了邓先生。后来老板遇上一点麻烦，把餐厅关了还债，邓先生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交给老板，他说，在他困难的时候是老板拉了他一把，现在老板有难了，他不出点力，对不起“同胞”这个词。好人有好报，后来在老板的引荐下，邓先生去了华人协会工作。

    就这样在1981年至1984年期间邓先生在华人协会做专职秘书长，这段时间或许是沈先生最值得回忆的日子。那时电话是稀罕物，没有电话就靠两条腿到处跑，联系各地的侨胞，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比如华人电影，华人图书馆以及开办了华人文化学校和华人文化报。邓先生等华侨还通过募捐筹资了一所四层楼的华人协会会所，为华人的交流提供了属于自己的家，并协助大使馆在圣保罗办理华侨的护照、公证书等事务。

    邓先生身在海外，但一刻也没忘记祖国、忘记家乡、忘记亲人，思乡的情结日益加重。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感到满腹愧疚，心想着能早日回到祖国、回到家乡，与家人团圆。就这样邓先生在巴西前后呆了六年后又重新回到了自己家乡—韶关浈江。回到家乡后的邓先生不愿放弃的是治病救人这个行业，选择了回韶关市中医院担任医生的工作，出色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如今邓先生已经83岁了，像他这样的老人更多的是缅怀过去，而邓先生却不是，他还像冬日里正午的太阳，仍然那样的生机勃勃，除了每周一天的专家门诊，还经常参加统战部等单位组织的义诊等活动。

    邓先生还是一位时尚达人，电脑水平可谓一流，经常去网上写写博客，下载各种资料，还学会了用skpe和国外的亲戚进行视频。子女们们还给他提供了很多兴趣爱好的条件，什么广角照相机也没能难倒他，连最新的ipod也能玩弄一番。

　　虽然邓先生已经年过花甲，但是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热爱与珍惜，对党和祖国的信任与真情，让他觉得活着的每一天都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