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给阿嬷的情书》热映，片中一封封跨越山海的侨批，牵动无数观众的心。随着影片持续走红，各大权威媒体报道中频频提及侨批史上一段真实的历史往事——1938年，周恩来、叶剑英等联名寄出一封“回批”，对旅泰青年苏君谦等人捐款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爱国热忱表示感谢，这封回批现在珍藏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

　　苏君谦（1910—1975）是20世纪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泰国著名侨领。他毕生致力于泰国潮州会馆的会务活动，为潮汕华侨华人、为祖国家乡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在团结旅泰华侨华人和促进当地社会进步等方面也很有建树。他是那个时代泰国华侨华人社会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为更好地介绍他的事迹，汕头市侨联主要参考《广东籍华侨华人名人传》（其中段立生教授撰写的专章），结合《泰国潮州会馆成立四十周年纪念特刊》《六十年海外见闻录》《汕头华侨志》《信宁村简史》等资料补充，并得到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校史馆）的大力支持，整理资料如下，以飨读者。

　　一

　　苏君谦，名益仁，字君谦，是广东澄海信宁人（现汕头市澄海区凤翔街道信宁社区）。幼时就读于家乡毓秀小学，十五岁毕业。后来到澄海东湖乡随私塾先生蔡芳舟进修古文，历时三载，奠定了国学基础。在家乡，他目睹土豪劣绅鱼肉乡民，深恶痛绝，愤然而起，与同学及友人组织读书会“郁联社”，出版《涟漪》小报、领导创办晨光学校，亲自授课，以启民智、伸正义。

　　苏君谦祖父苏朝盛创办苏利盛号，父亲苏友亨年轻时去泰，创办利盛栈和元泰兴入口行。苏君谦十八岁那年前往泰国继续求学。他先肄业于曼谷华侨专科学校，后毕业于英教会在曼谷创办的圣彼得中学。其后他协助父亲经营商务，任元泰兴商业有限公司任董事总经理，二战后又与挚友郑午楼等共同创办京华银行等。

　　苏君谦性格富正义感，重责任心，急公好义，具有强烈的国族观念。因此他积极参与1938年泰国潮州会馆初创，担任第一届至第四届执委、第五届至第六届主席、第八届至第十届常委、第十二届至第十九届主席，直至病逝于第十九届主席任内。在服务会馆从无间断的近39年内，他作为会馆主要负责人达18年之久。苏君谦一生努力奋斗、勤勉工作，为泰国潮州会馆博得了不少赞誉，使会馆在泰国华侨华人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绩和影响。

　　（泰国潮州会馆第十四届全体执监委员合影）

　　二

　　苏君谦的一生和泰国潮州会馆有着紧密联系。因此，本文也简要介绍泰国潮州会馆。鸦片战争以后，闽粤大量破产农民绝于生计，不得不外出谋生。至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潮汕地区于1939年被日军占领之后，大批不堪蹂躏的潮汕人纷纷前往泰国，在泰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潮汕人为主，包括福建、广肇、海南、客家等籍贯人士在内的庞大的华侨社会。

　　此时，各类同乡会、宗亲会、行业会、拜神会以及慈善团体应运而生。泰国潮州会馆最初的发起人是蚁光炎、赖渠岱、郑子彬、余子亮、陈景川、廖公圃等55人。从1936年开始，由蚁光炎、陈景川、陈守明、萧介珊、赖渠岱、蔡乐斯、曾仰梅等七人组成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建会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海内外掀起了抗日救国高潮。为了团结侨胞共同抗日，会馆加紧了筹建步伐。1938年2月14日，泰国潮州会馆宣布正式成立。

　　会馆成立后，由陈景川担任第一届主席，廖公圃担任副主席，蚁光炎为财政，余子亮为秘书。他们都是泰国老一辈的侨社硕彦。28岁的苏君谦作为当时年轻一辈，被选为会馆的第一届执行委员。

　　这是他踏进侨社服务的开始，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如果没有迈出这一步，出身于商业世家的苏君谦，至多不过是秉承祖上传下来的基业，成为一名普通的华侨富商而已，没有可能成为华侨著名人物。

　　正是由于苏君谦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使他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早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正在国内读书的苏君谦就怀着一腔热血，和同班同学连夜赶写标语，组织宣传队上街游行，积极参加反帝侵略斗争的行列。到他参加了泰国潮州会馆的领导工作后，他又把团结侨胞共同抗日作为首要大事。他化名莫圃，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比如推销救国公债，协助抗日工作人员隐蔽、转移等。他在华侨中提倡每逢七月七日实行素食，以示不忘国内沦陷区的苦难同胞，并将节省下来的钱捐赠国内。

　　据苏君谦夫人黄奕乔回忆，当时苏君谦曾把华侨捐赠的一批救援物资通过宋庆龄女士转交给延安，延安方面的负责人还亲笔写了收条。苏君谦一直把这张收条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加以收藏。1941年日军占领曼谷后，他把它藏在屋内的天花板上。直到六十年代沙立-他侬军政府统治时期，苏君谦才不得不把这张收条和其他一些中文书籍一起悄悄地销毁。

　　泰国潮州会馆在抗战时期是一个团结侨胞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爱国进步组织，在广大侨胞中享有极高的声誉。1941年12月8日，日军出兵占领泰国，并向泰国当局提出拘捕抗日华侨的蛮横要求。1942年2月8日，泰国潮州会馆主要领导陈景川、廖公圃等人被日军逮捕入狱，非法判处他们无期徒刑。在日本控制下的銮披汶政府，以潮州会馆无人负责为借口，通知征收会馆的馆址。在此情况下，德高望重的郑寄云先生临危受命，担任第三届会馆主席，而身为执委的苏君谦则协助郑老努力把会馆工作维持下去，成为忙碌奔波的实干人员。

　　当时，泰国执政的銮披汶政府追随日本帝国主义，颁布许多法令，封闭华文报馆，禁办华文学校，限制华侨所从事的职业，还划定一些地区禁止华侨居住。被列为禁区内的华侨居民，被迫举家迁往他处，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潮州会馆主动承担了接济和安置难侨的工作。那时苏君谦每天都要去曼谷火车站，接待由泰国内地各禁区逃离出来的难侨，将他们妥善安置，以免流落街头。当这一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又遇上曼谷地区发生水灾。因湄南河河床高于两岸地面，连日阴雨，河水暴涨，造成数十年罕见的水患。潮州会馆又开展了不分地域的救灾工作，无衣者赠衣，无食者馈食。苏君谦受潮州会馆之托，免不了又要为抚恤灾民而奔走操劳。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苏君谦始终坚持在潮州会馆的岗位上，度过了种种难关。

　　三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泰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依靠日本支持的泰国銮披汶政府早在1944年6月日本东条内阁倒台后被迫宣布辞职。温和派代表人物乃宽出任泰国总理，宣布取消为人民群众所痛恨的戒严法令和军禁区法令。乃宽内阁执政一年零二个月，便将政权移交给战时坚持抗日的“自由泰运动”领导人社尼·巴莫。泰国国内开始出现和平民主新气象。

　　泰国潮州会馆在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的情况下举行第五届选举，苏君谦当选为主席，郑午楼为副主席。经历了日本占领军和亲日的銮披汶政府的各种摧残以后，侨社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许多工作有待于他们去做。苏君谦时年35岁，郑午楼32岁，两人均属会馆领导层中的少壮派，如此年轻的搭档执掌会馆，这种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为战后会务的复苏注入了新的活力。

　　苏君谦及其挚友郑午楼接管会馆工作后，首先想到了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家乡人民，于是发起成立“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发动侨胞捐款购米，运回国内救济。当时，潮汕地区粮荒严重，经过八年战乱，已是疮痍满目，旋遭灾年，更是雪上加霜。据《潮州志》记载，1945年10月至1946年6月，潮汕米价飞涨四十三倍。汕头市不少贫苦老弱沦落街头乞食，饿死街头者时有所闻，救灾工作急如星火。

　　身为救荒会理事长的郑午楼和副理事长苏君谦，整日奔走呼号，废寝忘食，救荒会在成立一年内，募得赈款1475万余泰铢，募集大米3万余吨，并从联合国救济总署获得米袋80万条，自1946年4月至1947年1月运送六批赈米送到家乡，其规模是泰国华侨慈善史上前所未有的。为了增加赈米运回数额，苏君谦等人又想出“托运赈米”的办法，即帮助侨胞运米赈济他在家乡的亲友，保证按其指定的姓名、地址送到。

　　然而，这些凝聚着海外赤子心血的救命粮，其发放过程却远非一帆风顺。当时国民党政府吏治腐败已在救灾工作中暴露无遗，官员的层层盘剥与中饱私囊，使得大量赈灾物资未能真正到达饥民手中，救灾效果大打折扣。为了确保大米能真正惠及祖国受灾的同胞，郑午楼、苏君谦又先后亲自担任回国监赈团团长，监督赈米直接散发到灾民手中。

　　虽然监赈团积极修补放赈流弊，但监察行动多限制于国民党地方当局，难以掌握主导权，苏君谦感叹道，“我们救荒会自生以来，命运注定是苦，如募捐苦，购米苦，运输苦，米到国内尤为苦！”尽管如此，苏君谦仍然坚持一丝不苟，亲履乡间，慰恤灾民。他乘坐的汽车行驶在乡间的崎岖小道上，曾经历了翻车之险，幸得无恙。他在潮汕地区坚持工作了半年，直到赈米工作基本结束，才返回泰国。

　　1947年，他集资一百万元为澄海信宁中心小学添置学生课桌座椅、开展校舍修缮，还与原“郁联社”领导成员杨敦礼、陈作初，修建郁联社旧址，重开万发米店。后来万发米店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联络站，许多社员在党的教育下，先后加入革命队伍，献身革命事业。

　　四

　　1946年以来，每当从汕头驶往曼谷的轮船，都要涌来二三千潮汕地区的新移民，聚集码头，在烈日酷暑下，无食充饥，无水解渴。潮州会馆当即成立救济新侨委员会，由苏君谦出任主任，对新侨进行救济安置。

　　当时泰国政府为了限制新侨入境人数，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入境新侨必须每人交纳一笔入口费，否则不许上岸；另外，患沙眼病者也不许上岸。这些规定，给身无分文的新侨增加了重重困难。苏君谦领导的救济新侨委员会，四下筹款，为他们代纳入口费，还为沙眼病患者担保，使他们能获准上岸延医。

　　苏君谦的次子苏篪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尽管当时我年纪尚幼，但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印象。每当有人来报告，说从汕头来的客轮已经靠岸，无论什么时候，父亲都要立即赶赴码头接人。如果他正在吃饭，就马上放下手中的碗筷；如果是在夜里，他就叫醒人力车夫，提一盏昏暗的油灯，乘车而去，而且一去就要连续忙碌好几天。”那些当年被苏君谦亲自接待上岸的乡亲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莫不交口称赞他的高尚品质。

　　苏君谦十分重视华文教育。抗战胜利后，他首倡复办培英学校，成为全泰华校复办之始。泰国的华文教育本来已有悠久的历史，自从有成批华侨移居泰国后，便有了正规或非正规的教授华文的机构或个人。大约从十八世纪开始便出现华校。但是，从1932至1940年期间，泰国的华文学校才算有了真正的发展，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根据泰国教育部的统计，1938年全国共有华校298间。而在1941年底，日军占领泰国以后，由于銮披汶政府追随日本帝国主义反华排华，使得298家华校有51家自行停办，其余242家均被查封。直到抗战胜利后，华文教育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停滞，才又开始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6年初，由潮州会馆、培英校友会和社会上的一部分热心教育人士，共同组成培英学校复校委员会，由苏君谦担任理事长，积极进行复校工作。他们共筹得15万余铢作为学校的固定基金，聘请原潮州公学校长谢和出任培英学校复办后的第一任校长，延聘师资，招收学生，于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七七抗战纪念日正式开学。1962年，苏君谦在担任泰国潮州会馆第十三届主席期间，又主持创办了弥博中学，使从华校小学毕业的学生，得以继续升学深造。

　　（培英学校）

　　苏君谦对文化事业十分关心，慷慨解囊、大力支持饶宗颐教授编撰《潮州志》。1978年，饶宗颐教授在泰国潮州会馆欢迎他的宴会上，动情地回忆：“忆当日我在进行编撰工作时，即获得余子亮先生、苏君谦先生，以及各同乡侨领的经济支持”。苏君谦还主动协助泰国国家图书馆整理和保存了珍贵的华文资料。1973年，他获悉泰国国家图书馆存有一批六十余年来在泰国出版的华文报纸，散堆在书库，未经整理。考虑到一则读者无法使用，二则如果丢失将十分可惜。苏君谦便以潮州会馆的名义，出面邀约其他华侨社团，筹集了80余万铢，聘请专人将这些报纸整理，装订成册。

　　苏君谦积极主持兴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其中最主要的一项便是创办潮州汇西山庄。对于漂泊异乡的华侨来说，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死无葬身之地。因此，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华侨先贤便集资买地，创办了潮州义山亭，不分籍贯地域，敛葬华侨尸骸。1942年，潮州会馆接办义山亭后，将它改名为潮州山庄，继续接受茔葬。1952年，潮州会馆又在曼谷南面的北揽府增设北揽潮州山庄。随着时间推移，上述两个山庄已逐渐满额。在苏君谦担任第十五届潮州会馆主席的任期内，又在北标府廊坑县汇西区购置山地约32万平方米，创办了汇西山庄。在创办汇西山庄的过程中，他曾私下垫出三、四十万铢的巨款，直到他逝世后才为他人所知。

　　苏君谦领导泰国潮州会馆属下的国乐组、灯谜组、象棋组和太极健身组，在大力开展正当文娱体育活动、丰富侨胞生活、发扬中华文化等方面，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国乐组成立于1960年，由郑开修担任主任，每周用两个晚上练习演奏。1961年以后由苏君谦担任主任。1968年扩大组织，加设歌剧组。先后排演了《红楼梦》《七仙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中国传统优秀剧目，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灯谜组创立于1970年，每逢喜庆节日或重大集会，灯谜组都要举行猜灯谜的活动，开始是中文谜语，以后发展到泰文谜语。象棋组成立于1962年，每年组织一次象棋联赛，从1968年起，在苏君谦的鼓励和支持下，组成泰华象棋代表队，出席在新、港、马、菲举行的历届亚洲象棋赛，并在曼谷主办了第四届亚洲象棋赛。

　　总之，苏君谦在主持泰国潮州会馆的工作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上面所述，仅是其荦荦大者。这些成绩的取得，固然并非苏君谦一人的功劳，但他长期作为会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其所起的举足轻重作用，无疑是有口皆碑的。

　　五

　　泰国华侨华人以潮汕籍人数为最多，约占全部华侨华人人数的八成。因此，潮州会馆在各属会馆中，很自然地居于老大哥的地位。尽管如此，苏君谦在主持潮州会馆的日常事务中，却能一贯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注意同其他各属会馆搞好团结。

　　1968年，在苏君谦的倡导下，潮州会馆、客属会馆、广肇会馆、海南会馆、福建会馆、江浙会馆和台湾会馆的主要负责人，每月聚餐一次，借此机会共商侨社大计。后来云南会馆成立，也参加了聚餐会。这就是八属会馆主要负责人的常月聚餐联谊会。除了八属同乡会馆以外，潮州会馆属下还有各县同乡会，如潮安、潮阳、揭阳、普宁、澄海、饶平同乡会等。它们既服从潮州会馆的领导，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苏君谦在担任会馆主席期间，同样采取常月聚餐会的办法，和潮属各县同乡会的负责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推荐他们为会馆执委或监委，使潮属各县同乡会和潮州会馆形成水乳交融，休戚与共的关系。

　　在此以前，人们通过地缘关系组成的各种同乡会，原是为着联络乡亲情谊，以求互相帮助，但从它诞生之始就先天带有一种排他性，即排斥本同乡以外的人。由于这样的原因，各同乡会之间往往会因商业方面的利益或其他矛盾，造成不和乃至冲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苏君谦痛感维持各华侨社团之间团结一致的必要性，于是便通过常月聚餐联谊会的办法，达到定期交换意见，促进侨社团结的目的。“常月聚餐制”的执行效果良好，已成为泰华社团一项持续数十年的传统，现在依然保持着活力。

　　六

　　苏君谦晚年的一个最大心愿，就是为泰国潮州会馆修建一座像样的新办公大楼。潮州会馆自1938年建立以来，曾经三易其址，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办公地方。最初在曼谷拍抛猜路大夫第办公，后来这个地方被泰国政府收回，改为中央警署，潮州会馆便于1940年迁往嵩越路潮州公学旧址。1949年又将潮州公学旧址让出来办校，把会馆的办事处迁到隆固颂巷。从那以后，历届委员会都把修建新馆址列为一项议题，一直议了十多年。事实上，要建一座像样的办公大楼，需要耗费巨额资金，从制定计划、筹款、购置地皮，直到施工，不知要经过多少复杂环节。也有人怀疑是否有必要兴师动众筹建一个大而无用的新馆址。但苏君谦则认为新馆址是全体潮侨团结一致的象征，正像盖政府大厦、议会会址、宗教建筑一样，不能光考虑实用，还要考虑到有其他意义。他说，“我们有了像样的新馆址，即可以促成或启发同乡对会馆的信心，因而构成一个团结的中心。”为此，他大声疾呼，“万众一心，建馆必成！”

　　经过全体潮侨的一致努力，终于在1970年12月举行了泰国潮州会馆新馆址的奠基典礼。旋即填地、打桩，按工程顺序施工。其间因为承建公司没有履行合同，曾停工数月，延至1973年8月，始由国华建筑公司接手承办建筑工程。到1975年4月，基本完成了大楼主体工程的建筑。

　　就在潮州会馆新馆址兴建过程中，苏君谦因为过分劳累，引起旧病复发。经过住院治疗和动手术后，医生发现他患的是肝癌，无法医治，只好将他缝好。医生与家属磋商，觉得须尽量保守秘密，不能让他知道，以免病情加速恶化。而苏君谦本人则误认为他的病经手术后已经痊愈，就更加放开地工作。在临终前几天，他还亲自到潮州会馆新址巡视，在没有电梯的情况下，徒步登上五楼，这对一位身患重病的人来说是很难支持的。由于这个缘故，促使他的病情加重，不幸于1975年4月30日长辞人世，享年66岁。

　　泰华各界为苏君谦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和追悼仪式。苏君谦生前的好友、京华银行董事长郑午楼在悼词中说：“一个人不是以金钱地位来评定其价值，而是以他对社会、对人群、对国家的贡献来评定其价值。一个人的死可以分开肉体和精神两方面来说，一个人如果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就像行尸走肉，一个自私自利对社会、对人群、对国家没有半点贡献的人，他的死就只能与草木同腐，也是肉体和精神一并死亡。反之，要是对社会、对人群、对国家有所贡献，就是死去，也只是肉体的死亡，精神是永远存在的。君谦先生就是属于后者，他的肉体虽然死亡，可是他的精神却留在每个识者或不识者的心里，是永远存在的，永远不死的。”这段话可视作全体泰国华侨和华人对苏君谦的一生所作出的中肯评价。

　　苏君谦逝世后，其子苏篪秉承父志，继续把潮州会馆的装修、善后工程圆满完成。在泰国潮州会馆建立四十周年大庆的时候，一座壮丽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大楼正式落成。新会馆以中式外形为主体，西式建筑为用，用琉璃瓦铸就的殿堂式的大屋顶，显得庄严稳重；宽阔明亮的西式玻璃窗，又使得整个建筑典雅大方。楼高五层，拔地而起。雕梁玉砌，红柱粉墙。大门两侧立着一对从北京运来的大石狮。整个建筑包括大礼堂、主席办公室和会议厅、文物馆、纪念厅、纪念堂等，其外观之巍峨壮丽，内部之设备完善，成为当时泰国东南亚各地华侨社团建筑之冠。正如苏君谦生前所期望的那样，新馆址成了泰国全体潮籍华侨和华人团结一致的象征。

　　七

　　苏君谦与其夫人黄奕乔女士结婚四十余年，伉俪情笃、相敬如宾，有六男二女，儿子苏壎、苏篪、苏棠、苏棣、苏黎、苏明，女儿苏真娜、苏娃丽。

　　1998年、2000年，夫人黄奕乔女士先后捐资近二十万元帮助澄海信宁小学建成电脑室和语音室；长子苏壎，曾任泰国华侨中医院首任院长，长女苏真娜担任泰国苏氏宗亲会理事长、华侨报德善堂董事财政等。次子苏篪（苏建华）曾在汕头一中学习，于1957年考入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大学前身）水利工程系（学制为五年制），1962年毕业。1994年，他继承父亲苏君谦先生“鼎力兴教”的美德，遵照其母亲黄奕乔女士的意愿，向学校土木工程系捐赠本金三万美元设立了“苏君谦奖学金”（1998年起，该奖学金更名为“苏君谦黄奕乔奖学金”），旨在鼓励土木工程系各专业学生为振兴中华奋发图强，努力学习。

　　（照片由大连理工大学档案馆提供）

　　在泰华侨社百余年历史中，有无数像苏君谦一样的侨领，在异国的土地上默默耕耘，既为当地社会贡献力量，也始终不忘回望故土。他们创办学校、设立医院、修建义庄、推动赈灾，一点一滴构筑起海外华人的生存网络和精神家园。当今天的人们在泰国潮州会馆大楼前驻足，或在电影院里为侨批落泪时，其实都是在与这一段历史对话。而苏君谦，正是这段历史中一个值得被记住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