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叫林岳喜，1925年出生在新加坡，排行老二。当时下南洋的华侨乡土观念特别浓厚，很多人都会将子女送回国内读书认根。1936年，祖父将11岁的父亲和他的大哥送回揭阳读书，好让他们认识故土，不忘本源。

　　这一年成了父亲人生的转折点，他在家乡读书这一年，接触到了当地进步青年，了解到了进步思想，革命的种子悄然在他心中萌芽。1937年，日本鬼子全面入侵中国，祖父因担心子女安全，急着要接他们兄弟回新加坡。父亲那时候并不愿意回去，可还是被祖父硬接回去了，后来父亲入读由林文庆博士（他曾担任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创办的新加坡中正中学，接受了扎实的华文教育。这段在祖国家乡的短暂经历对我父亲一生很重要，深深影响了他此后人生道路选择，为他后来参加马来亚共产党、解放后回国参加建设，一辈子坚定跟党走的信念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加坡包括整个东南亚的华侨华人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号召下，同仇敌忾，捐款捐物，支持祖国抗战。我祖父积极慷慨解囊，那时候我父母都是十一二岁的年纪，他们每天放学以后就走上街头，挎着花篮，卖花支持抗战。当时有一首很有名的《卖花词》，“先生，买一朵花吧……救了国家……救了自家”，一朵花你给5毛也行，给5块也行，给50块也行，大家把这些钱都汇回国内。

　　到了1942年初，日本鬼子进攻新加坡，那时英殖民当局仓促组织抵抗，据说还发动当地华侨华人一起打鬼子，一人发一支枪，然后发给三发子弹，帮着英军守城。当时我父亲16岁左右，热血沸腾，也去跟英军要枪，但是他年龄小、个子矮，英军没有给。英军的抵抗出奇地脆弱，只坚持了短短几天，整整10万英军竟然很快向不到4万的日军投降了。

　　日军占领新加坡后，立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检证”，强迫民众统统到集中点接受盘查，由他们甄别是否属于“良民”，一旦被认定是敌对分子，当即处以死刑。我父亲就被赶到马路上去，鬼子就让人蹲在那里，有人蹲了三天三夜，有人蹲了一天一夜，我爸好像蹲了两天三夜，轮到审问我爸的时候，他不敢说自己是学生，谎称是木炭店的伙计，日本兵就在他背上粗暴地盖了一个“检”字，他才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接下来的一周到十来天里，要是出门，必须要穿戴着这个印着“检”的衣服，如果没有这个屈辱的印记，立马就被抓走。蹲在我父亲前面的几个人都没盖上章，没盖章的就被赶上鬼子的大卡车，后来才得知，他们绝大多数被带到郊区或偏远的海边被残忍地枪杀，或者被投入海中淹死，最后有几万人就这样遇害了。日本鬼子真坏啊！

　　我外祖父的遭遇更是家族心中永远的痛。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工程师，是客家人，来到新加坡开了一家工程公司。鬼子占领新加坡后开始搜捕，外祖父自认为不问政治，不过是个工程师，想着不会有事，没想到鬼子军官假惺惺地“礼遇”他，将他请上小汽车，还给他敬礼，我外祖父穿着一身西装革履上了车，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了。很久以后才得知，他和许多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一样，惨遭鬼子杀害了。我最小的舅舅就成了遗腹子。

　　当时日本鬼子的屠杀是有针对性的，首先主要屠杀华人，其次是所谓“反日分子”、共产党员，再就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到后来甚至仅凭个人好恶而滥杀无辜，简直是惨无人道！我父亲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来，恨意难消，每次说起都恨得直咬牙。他终生仇恨日本军国主义，有一回我跟他说起我孙辈去了日本旅游，他非常生气，为这事足足骂了我三年，一想起就骂我。 

　　由于接受了革命思想熏陶，我父亲不到17岁就跟着马来亚共产党干，先是当了地下交通员，后来又加入了马共。日本鬼子占领新加坡一段时间后，与我父亲联系的一个上级当了叛徒，这个叛徒供出来二十几个人，其中七个人被定罪，我爸就是七个人之一。鬼子开着几辆摩托车就上门来抓他，他被捕时还不满18岁。当时鬼子的统治已持续半年多了，也许是为了笼络人心、装点门面，就以未成年为由，只判我父亲坐牢一年半。在牢狱中，他每天就靠一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活命。他亲眼看到很多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狱友高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他自己算是命大，因为年龄小个子也小，没有受到特别为难，终于侥幸熬过去了。

　　日军占领马来亚后，赶跑了原先殖民的英国人，他们的宣传口号就是号称自己是解放者，不是侵略者。而英殖民政府则与马共合作，支持他们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抵抗日军。等到日本投降后，很多马共党员都公开身份出来活动，此时英国殖民势力又卷土重来，颁布“特别紧急条例”，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开始疯狂镇压抓捕马共人员。抓到以后就给两条路，要么让你自己按手印，具结声明，保证从此远离政治；要么就把你驱逐出境。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传遍南洋。24岁的父亲，在新加坡英殖民当局的反共气氛下，毅然决定要回国参加革命建设。临走前，他给我爷爷奶奶磕了个头，说这一走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面了，没想到一语成谶，这一走就真的天人永隔，再也没能见面了。他大约是1949年底到汕头，先是在家乡小学教书，后来因为他是有文化的归侨，组织上就安排他担任了市教育工会的首任秘书长。刚回国那几年，他发挥自己特长，工作干得得心应手，信心也不断增强，于是不断写信催促我母亲带我们姐弟尽早回国。　　

　　回到祖国大陆后，我们一家依然和海外亲属努力保持联系联络，新加坡那边亲人还会定期寄来侨批，这汇款接济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可以说，我们姐弟四人小时候都是靠“番批”养大的。但因为当年的特殊环境，我父母无法出国探亲，1967年我祖父病逝时，这个做儿子的也不能回去奔丧，造成了莫大的遗憾和伤痛。

　　到了1975年政策放开，允许海外亲人来大陆探亲，于是我的三个姑姑就从新加坡，和整整一船的回国探亲者一道，乘坐“大宝来”号客轮，经过七天七夜，终于抵达汕头。当时她们这些海外亲人按规定都是住在中旅社里面，而我们国内的亲属只能焦急地在宾馆大门外举着写有亲人名字的牌子，翘首以盼等她们出来。当大门打开相见时，很多海外亲人怀里抱着未能生前归来的亲人骨灰盒，压抑了数十年的悲恸再也无法克制，瞬间爆发出来，在场者都忍不住号啕大哭，那哭声震天的场面深深烙印在我心里，让我终生难忘。我们和姑姑相见时更是百感交集，毕竟足足25年没有见面了，积攒了多年的亲情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只能任激动滚烫的泪水尽情流淌。